战线已然拉开。全球各贸易大国日前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正是倾向保护主义的美国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国之间的角力场。

特朗普已经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要求就另一个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他还权衡着是否要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征收关税，此举势必会引发报复。自1月以来，贸易战的威胁一直笼罩着特朗普政府。而本次峰会的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会为自由贸易擂鼓助威。

谁在争论中占上风是毫无疑问的。特朗普认为贸易必须平衡才算公平的说法显露出经济学上的无知。他认为关税能维持公平竞争的想法很幼稚，也很危险：高额关税会损害各方的繁荣。但至少在一个方面，特朗普抓住了一个令人感到窘迫的事实。德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几乎达到3000亿美元，为全球最高，特朗普为此向德国提出了告诫。他扬言要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禁止德国汽车在美国销售，但也许会适得其反。然而德国确实是储蓄太多而花费太少。规模持续增加的德国储蓄令它在捍卫自由贸易时很是尴尬。

从根本上说，贸易顺差是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的部分。就德国而言，贸易顺差并非如一些外国人控诉的那样，是重商主义政府政策的结果。也不像德国官方时常强调的那样，是由于老龄化社会迫切需要更多储蓄。德国家庭储蓄率虽高，但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国内储蓄的增长来自公司和政府。

德国模式有很多令人艳羡的地方。和谐的劳资关系一直是该国经济表现出众的主要原因。政府则是通过为本国备受推崇的职业培训体系提供资助而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模式的不利副作用也渐渐明显。它让德国经济和全球贸易陷入危险的失衡状态。抑制工资意味着更低的国内消费和进口。德国的消费支出已经降至其GDP的54%，而美国的数字是69%，英国为65%。出口商不会把意外得来的高额利润投资于国内。不唯德国如此，瑞典、瑞士、丹麦和荷兰也一直在积累巨额顺差。

一个实现充分就业的大型经济体，其经常账户盈余却超过GDP的8%，这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过度的负担。为了抵消这些顺差，并保持足够的总需求来维持就业，世界其他国家必须以同等规模借债并支出。在有些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持续的赤字最终导致了危机。它们随后付出了沉重代价来转向保持顺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通胀时期，德国保持高储蓄是一股稳定的力量，现在则拖累了全球增长，并成了特朗普等保护主义者攻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