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创造的来源——供应链区位优势正在发生改变时，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近几个月来，在德国的公共讨论空间中，有关德国的区位吸引力下降、非工业化加剧和外迁增多的讨论在公开场合愈演愈烈，工业界选址压力与日俱增。

由德勤和德国工商业界的重要代表机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等方面联合进行调查的《2023年秋季供应链脉搏检测》报告显示，超过三分之二（67%）受访德国企业已经进行搬迁，但迄今为止，搬迁仅限于零部件生产。

然而，受访企业也表示，在未来两三年内，多达三分之二的零部件生产以及近一半的预组装、仓储和一般生产都将迁往国外。

在调查中，特别是在机械制造和汽车制造领域，很多接受调查的企业决策制定者都认为，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吸引力将会继续下降。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显示，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预计德国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在2023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高度工业化国家。

在德国教学多年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现代中国学院客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史世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德国经济目前出现不景气问题的原因错杂交织，简单而言有几点：其一，俄乌冲突后，地缘政治风险对德国能源密集型企业造成结构性打击；其二，外需降低导致出口型企业不景气；第三，人口老龄化导致技术劳工短缺，这个结构性难题也需要面对；其四，德国在吸引投资方面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太突出，“一般如果不给特别大的补贴，人家也不会来建厂”。目前德国政府采取补贴、譬如出一半钱的方式来吸引外资建厂，例如近期有大的外资在德国开建芯片厂，就是这种模式。

史世伟补充道，德国制造业还是相对强大的，以传统油车行业为例，也不会马上一下子就衰落，就算是存在被新能源车替代，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67%受访企业一定程度外迁

如前所述，该报告是在BDI支持下，对108家来自德国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SMEs）的供应链经理进行的调查，他们主要来自机械工程/工业产品、汽车、化工、建筑、运输和物流等行业，其中83%的受访者是大型企业的供应链经理，17%是中小型企业的供应链经理。

调查发现，45%受访企业表示，预计德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作为工业基地的排名会持续落后。在核心行业——机械工程/工业产品和汽车行业中，持有这一看法的受访企业高管比例已经高达65%，而在这些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德国的区位优势会明显下降。

他们表示，去其他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是能源安全和成本、较低的工资、更好的市场准入和增长，以及较少的官僚作风和监管。

也有企业表示德国吸引力会不变。譬如在化工、建筑、运输以及物流行业，46%的受调查企业表示德国吸引力将保持不变，20%受访企业认为德国吸引力会上升。

行动说明了德国企业的内心忧虑。总体上，67%的受访企业已经对其价值链进行了中度到强度的转移，主要集中在零部件生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计划将高附加值部分转移到国外，比如预装配和整体生产环节。

什么环节不会对外转移？调查显示，企业极少考虑向外转移的环节包括采购、配套服务、研发以及管理、市场营销和销售。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全球价值链重构，也要考虑中间产品本身，如果存在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关税），当一个产品通过边境几次，通过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的成本也在上升，而由于全球价值链使得名义关税被进一步放大，因此价值链运作的成本增加。

“当价值链运作成本增加以后，跨国公司就会重新布局了。” 邢予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全球价值链战略重构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产出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德国联邦统计局1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9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4%，为连续第四个月环比下降。数据显示，9月去除建筑业和能源业后，当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7%。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此前预计，德国工业经济可能已在第三季度触底，或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开始逐步复苏。

谁将从中受益

德国企业外迁，都去哪儿了？

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计划从德国迁往其他欧盟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和美国。调查中，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其他亚洲国家、从亚洲向欧盟国家，以及从亚洲向美国转移的企业占五分之一。

其中，吸引德国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是亚洲和美国。其他行业更多是转向欧盟内其他国家。在欧盟国家里，投资转向的目的地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

在如何看待目前在全球进行的“补贴竞赛”方面，大部分受访企业都认为，德国将会输给美国，有36%的受访企业表示，德国应该在补贴方面采取更积极行动。

美国近年来在吸引制造业方面不遗余力。例如，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对美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并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

不过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的受访企业的关注点则侧重在减少官僚主义、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以及加大在教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领域的投资等方面。

调查显示，德国企业继续受到高商品价格/持续通货膨胀（73%）和能源政策问题（67%）的影响。

同时，德国所推出的《供应链企业尽职调查法案》等监管要求的增加，还使企业需要付出的额外努力远高于2023年春季。

10月，IMF更新了预测，称由于严重通胀和制造业下滑影响，德国经济预计今年将衰退0.5%，2024年实现复苏并增长0.9%。IMF首席经济学家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对此表示，德国强大的制造业非常耗能，同时货币政策的收紧和通胀的上升，也使投资相对疲软。

史世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德国确实应该猛醒一下了。”

在他的研究中，史世伟发现，德国在研发等领域非常稳定，譬如多年来虽然研发投入增长不低，但是也不快。

“在近10年中，如果以欧洲国家做比较，英国的研发投入大大提高，存在‘一下振作起来’的力度。但德国作为一个工业产值位列全球前四强的国家，其研发投入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增长也不快。”他表示，如果在大家都匀速增长的情况下，德国的位置还是比较稳的，但现在当其他国家通过政府促进、补贴等方式，大力推动科技研发时，企业的危机感就上来了，然而德国好像什么事情还都是按部就班的。

他补充道，德国的研发投入领域较为集中。在近20年中，德国的研发主要围绕在机械制造、化工、工业电子等同汽车相关的环节；在面临新能源车挑战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之下，德国的豪车在中国不像以前那样卖得动了，危机也就来了。

信息来源：第一财经